过去几天,全国多地爆发反日游行。理性爱国之外,我们看到,日系车辆、“日本”店铺被打砸抢烧的图片充斥网络;涉日游行人员甚至打砸掀翻了意大利驻穗领馆的车辆;有一名日本人则在微博上表示自己“遭到很多人的攻击”,“非常伤心”,他当时正在整理救灾物资,准备前往云南地震灾区做志愿者。

打砸抢烧根何在?

在游行示威中为何会发生打砸抢烧?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本期锐评,我们诉诸历史与理论,试图给出答案。

2012年9月18日 第 011 期  专题制作:张博
 

打砸抢烧的义和团

顽固派利用的工具

  清末,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曾有“百日维新”,遭顽固派绞杀后,光绪皇帝被囚禁,慈禧为斩草除根,意图废光绪、立新君,但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而此时,义和团被认为有使刀枪不入的“法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于是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决定利用义和团来“反洋人”,继而达成废立的目的。1900年1月,慈禧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曹福田到天津开坛聚众。

  在顽固派的鼓励与纵容下,义和团情绪高涨,行为愈发极端、非理性。义和团实际成为封建顽固势力仇杀外国人和维新进步人士的工具。

生于无知的盲目仇洋——一枚洋火 八人被杀

  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他们将传教士称为“老毛子”,称教民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 “四毛子”……“十毛之人,必杀无赦”。

  义和团攻打教堂、使馆区,见洋人就杀,凡信基督教与天主教的,无论洋人还是中国人,一律格杀无论,甚至连贩卖洋货的商人,家藏洋书的学生,都算“二毛子”,都在捕杀之列。他们消灭一切涉洋的物品,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都在捣毁之列。

  对于开明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他们甚至试图冲进紫禁城,以捉拿洋鬼子徒弟为由,试图法办“头号卖国贼”光绪皇帝;主张变法的康有为、洋务大臣李鸿章都曾是义和团的目标。

  甚至使用洋物者也惨遭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仇洋的根源在于中西文化的对立,但当时人们的无知与愚昧也是造成敌视情绪的重要原因。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这些在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控诉洋教的说法,在当时普遍流行。若有基本知识,团民也不至于如此仇洋,并以如此手段反洋。

打砸抢烧的暴民——十数万北京人被杀

  1900年夏,义和团入京。虽然口号为“扶清灭洋”,但真正受害的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于外国平民被杀的最高统计是500多人,而按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所说,仅在北京,就有“死者十数万人”。有研究认为,仅直隶一省,中国籍教民的死亡人数在两万人以上,其中许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教会收养的孤儿。

  6月16日,义和团火烧老德记洋药房,火借风势蔓延,从廊房头条到西河沿,从珠宝市到煤市街无不火光冲天,一直燃至前门大街,使正阳门箭楼焚毁。火烧一昼夜,约4000多户民房铺户被烧毁。

  “通洋”标签成为暴徒谋求私利的工具,贪图他人财产、或是美貌的妻女,就安上“通洋”罪名并杀死,且杀人手段残忍,甚至连未满月的婴儿也不放过。

  羸弱的清廷完全无法控制局面。连力保义和团进京的朝廷大员——吏部尚书孙家鼐和大学士徐桐也不能幸免,家中皆被义和团洗劫。户部尚书立山被义和团认为是“通夷”,也在捕杀之列,翰林院编修杜崇本也被指控为“教民”几乎被打死。

  义和团洗劫后的北京,“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在河北的朱家河教堂,义和团以汉奸聚集地为说辞,说服清军协助攻打。避难于此的教民被杀死烧死,屠杀结束后,2500人遇难,只有500人逃生,却发现并无汉奸,连外国人也只有2个。

义和团的惨烈结局

  顽固派试图本想利用“民心”“民气”,利用义和团“反洋人”、废光绪,但并没有意识到,被煽动的民众可能难以控制。义和团最终带来的更多是针对普通民众的恐怖的打砸抢烧,和烧到自己头上的战争烈焰。

  6月16日义和团火烧商铺之后,慈禧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但次日收到要求她归政于光绪帝的虚假情报,再加上得知洋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出兵,慈禧的态度发生转变,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发给义和团粮食军饷,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

  北京城被攻破后,义和团亦被残酷屠杀,出逃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连续发谕旨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就这样,最后一些小股义和团被先前纵容他们的清廷所扑灭。

概莫能外的乌合之众

并不罕见的打砸抢烧

  群体行动中的打砸抢烧行为并不罕见。

  1919年5月4日,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遭到军警阻拦时,队伍里有人高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于是愤怒的人群涌向赵家楼。总指挥傅斯年试图阻止但毫无作用。第二天,傅斯年就坚决退出学生运动,后出国留学。

  到曹家之后,示威者变得疯狂,人们最终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用拆下的铁床腿痛打。

  之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匡互生准备火烧赵家楼,被担任游行大会主席的段锡朋所发现,他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则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说完就点火烧了赵家楼。

  五四期间抵制日货,民间团体查抄商铺中的日货并集中焚毁的事情经常发生,贪便宜买卖日货的老百姓或是商人,常被捉去戴高帽子游街甚至挨揍。

  2011年,在英国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一名29岁的黑人男性马克•达根被警务人员枪杀。之后死者的亲人和朋友发起了一场和平示威活动。在活动开始几小时后,一群年轻人加入,在听说警察供给了一名16岁的女孩后,和平示威转变为暴力活动,一些人开始砸警车、劫掠店铺。骚乱之后蔓延到多个城市,致逾2250人被捕,5人遇害。

  平日理智、彬彬有礼的大学生、英国市民,为何会违背初衷,做出暴力行为呢?

“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1792年,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巴黎成千上万的市民几天内杀尽关在监狱里的僧侣贵族一千五百多人,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妇女们甚至以目睹行刑为荣。

  以这般狂热的法国大革命为研究背景,勒庞的《乌合之众》成为群体心理学的奠基之作。在本书作者勒庞看来,进入群体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变成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

  具体来说,群体具有这样的社会心理特点:冲动、多变和急躁;易受暗示和感染;情绪夸张、简单;偏执、专横。在狂热的群体中,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都失去了效力,个人的责任感降低,产生我们常说的“法不责众”的念头。

  勒庞在百年前的论断可以不加修改地用在今日:“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意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勒庞还指出,与平时犯罪的个人不同,群体中的个人并不受自我利益支配,而受他一知半解甚至根本就不理解的某种“理想”支配,这种理想最有可能是“民族的荣誉、前途或爱国主义”。

  勒庞还分析了领袖与群体的互动关系。他认为群体的轻信、极端与情绪化反应等弱点决定了:为赢取群体的信任,领袖不能有太多思考。这是因为群体的心理过程中并没有多少逻辑成分,深思熟虑的领袖反而会令他们怀疑,只有简单粗暴情绪化的语言才最具说服力和煽动力。领袖借助的手段主要有三种: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

狂热分子?失意者?

  霍弗的《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是一本分析群众运动的经典著作。本书指出,所有群众运动,不管是宗教运动、社会运动还是民族主义运动,其积极分子主要为“失意者”,他们对现实中的自我不满意,因而希望通过参加群众运动追求一种“无限伟大的事业”来“逃避自我”,获得别人的承认、尊重、崇拜。在他看来:“狂热的爱国主义和宗教或革命的激情一样,常常可以作为罪恶感的抚慰之所。”

  我们同样可以直接摘录本书,用以审视刚刚发生的事情:

  “所有社会运动都会激发起其追随者赴死的决心和团结行动的意愿;不管它们宣扬的主张或制定的纲领为何,所有社会运动都会助长狂热、激情、热望、仇恨和不宽容;所有群众运动都能够从生活的某些部门释放出强大的动能;它们全都要求信徒盲从和一心一意效忠。”

  “鄙视‘现在’及易于仇恨、模仿、轻信等等萦绕强烈失意者的性向情绪,乃是团结的催化剂和无所顾忌行动的促成者。”

要反思的不只有“暴徒”

教育要反思——请真实 勿欺骗

  如果我们的教育讲明义和团拆毁铁路并不是为抵抗侵略者;讲明义和团在抵御外辱的同时,还大肆乱杀无辜;讲明清廷围攻东交民巷是践踏国际法的罪行。

  如果我们的教育允许我们对“火烧赵家楼”一事展开讨论,并指明其非法性。

  如果我们的教育生动地告诉我们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发生了什么,文革期间发生了什么。

  如果我们的教育更加客观地选取材料,而不是片面强调自己始终正确、构建受害者形象。

  如果我们的教育平易近人地讲述全球化,让他们知道纯粹的国货难以寻觅,“日系车”不只让日本人赚钱。

  如果我们的教育教会我们“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教会我们如何游行、示威。

  如果我们的教育教会我们如何全面地理解问题,向我们灌输爱与宽容。

  如果……

媒体要反思——请客观 勿煽动

  报道我方立场之外,媒体能否全面客观地反映对方立场?能否讲明领土争端的复杂性?

  能否讲明:野田政府的“国有化”之举是应对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购岛行为的温和之策,客观上避免了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能否讲明:日本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与中国不同,地方政府保持着相当的自治权力,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右翼言论并不代表日本?

  能否讲明:钓鱼岛在此番“国有化”之前是何状态?“国有化”到底是否、如何改变了钓鱼岛的性质?

个人要反思——请做公民 勿“被煽动”

  我们都应成为遵守法治的理性公民。

  我们都应明晰并履行身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而非逾矩行使权利,消极履行义务。我们当然有权利走向街头,表达我们的声音。我们这次可能做得还不够好,但在开放前沿广东,已有市民自发相约在集会地打扫卫生,有高中生举起“反对暴力,理性爱国”的牌子。台湾、香港的例子更是雄辩地向我们证明:公民需要训练,游行示威可以声势浩大而井然有序。

  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塑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理性的人。这不仅能使我们避免成为“乌合之众”的一份子,更是我们享受完满人生的必要条件。三百多年前,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运动席卷欧洲,三百年后的今天,伟大思想家康德的金句仍值得我们品味:“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利用的工具。”

观点

学者张鸣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认真清理过义和团的“遗产”,1949年之前羞于谈,1949年之后兴奋谈,改革开放之后,含糊谈,或者回避谈。这样的话,人们心里的那个义和团阴魂,无论如何都去不掉。因为,这个阴魂,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民族古老文化心理,息息相关,跟我们后来的革命传统,也息息相关。
学者冯克利 正如近代中外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的,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因此自伯克以降,便有许多思想家对于各种群众领袖挟民意而进行独裁的负面作用忧心忡忡。
学者邵建 从学生这一面看,不能以爱国为由做任何违法的事,否则即应承担法律责任。赵家楼的那把火可以说熊熊燃烧了一个世纪,它烧掉的不仅是一座楼,同时还有那个时代正在逐步形成的法律意识和习惯。年轻学生养成的是另外一种习惯,即只要目的正义,手段上可以不计一切(如果可以夸张,人世间的一切灾难俱可以从此而出)。
学者刘瑜 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地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

调查


语录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意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学者古斯塔夫•勒庞,1895年《乌合之众》
所有社会运动都会激发起其追随者赴死的决心和团结行动的意愿;不管它们宣扬的主张或制定的纲领为何,所有社会运动都会助长狂热、激情、热望、仇恨和不宽容;所有群众运动都能够从生活的某些部门释放出强大的动能;它们全都要求信徒盲从和一心一意效忠。
——学者埃里克•霍弗,1951年《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陈独秀

结语

  “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利用的工具。”——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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