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与谣言斗争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常规工作:重庆政府一次又一次拿出证据证明周克华确实被警方击毙了,沈阳政府希望商户勿信传言,3月有网络传谣者被拘,新浪微博因此关闭评论3天。还有一些流传甚广的谣言始终不得澄清而不时泛起:譬如韩国教授的研究成果证明孙中山是韩国人,白岩松或是柴静被封杀,金庸时不时地“被去世”。

做自己的谣言审查官

为何谣言总是出现?对谣言,是否有一劳永逸的治理方法?本期锐评,我们谈谈谣言。

2012年8月27日 第 008 期  专题制作: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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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从哪儿来

谣言不是中国特产

  谣言不是当今中国的特产,它自古就有,且全世界都有。

  古时农民起义前常有谣言流传,譬如黄巾起义前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譬如元末红巾军起义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官方甚至允许造谣。古时监察御史等言官有“风闻言事”的特权,无论言官所说是否属实,言官都不用对其言论负责,也即造谣与传谣者无罪。

  西方国家也有谣言。谣言研究就起始于二战期间谣言横行的美国。时至今日,连阿波罗计划、911这样的大事都有阴谋论流传。

谣言不都是“别有用心”

  谣言的最初发布者一般可区分为“有意”与“无意”两种。有意者或者因牟取政治或商业利益,或因求得某种精神快感,或因发泄情绪或是诋毁他人。而无意者可能因为智识或能力不足,对原本完整的信息进行错误处理并发布。

  如同无意的造谣者,对很多传谣者,我们很难给他们戴上“别有用心”的帽子。譬如你接到朋友的短信,说最近某主产区发现橘子内有蛆虫,最好不要买橘子,你收到短信后群发给朋友,朋友又继续传播。后来政府发言说:这批橘子只占当地产量的1%,且有虫橘子在谣言还没传开前就已经被处理了。你和你的朋友们转发的短信,内容属实只是并不完整,但严格来讲也是谣言。但,你能说这是“别有用心”吗?

  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从不同的角度对谣言进行解释,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很多时候,传谣者并无某种特殊动机,倒不如说是“天性使然”。

  从个体角度来说,面对复杂信息,人们有动力对其进行简化并传播,而在多次简化并传播的过程中,信息的扭曲极易发生;处理信息是有成本的,从各方面获取事件全景几无收益却成本极高,而以讹传讹全无损失;在面临负面信息如橘子有蛆虫时,人们为保险起见宁愿相信这是真的并加以传播;人们普遍有从众心理,假如大多数邻居都跑去超市买盐,难保你不会心慌。

  从整体层面说,被广泛认可的一个公式是:谣言=事件重要性×信息模糊性。而在现实生活中,被民众认为重要的话题可能很多,比如是否将有威胁生命的天灾发生,有关高官或杀人犯的信息等;再加上信息的供应和人的信息处理意愿与能力的有限,由此看谣言将始终无法避免。

谣言与言论自由

谣言与事实

  何为谣言?这看似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其实不然。不信?先请你判断以下几条是否为谣言:

  2002年4月,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表示非典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后来证明事实并不如他所说;2011年7月28日,一列上海地铁开错方向,负责人表示上海地铁不会发生追尾事故,两个月后发生地铁追尾事故,284人受伤; 今年5月10日云南省巧家县发生爆炸案,造成4人死亡16人受伤,几天后巧家公安局局长杨朝邦表示以自己的名义和前程担保赵登用是此案的嫌疑人,三个多月后两名真正的嫌疑人被捕,赵登用被证明是无辜的。

  这些是谣言吗?答案是否定的。

  大多数学者对“谣言”的定义都包含类似的意思:谣言的来源是非官方,它的内容是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被官方否定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谣言”并不与“事实”相对,而与官方说法相对。也就是说,某些信息因其与官方说法不符而被称为谣言,但这并不代表它一定就是假的,今年2月于微博热炒的某些事情为此提供了注释。

政治谣言为何多?

  任何政府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谣言,因为超越一定限度的谣言有损于社会。但政治谣言从来不少,这可从“谣言=事件重要性×信息模糊性”的公式加以解释。

  在中国,信息模糊性往往较高。直接原因,一是政府及媒体的公信力不足,二是政府与媒体的信息发布速度与能力也比较差:除了常常答复外邦的外交部发言人和那个“反正我是信了”的王勇平,恐怕没有几个中国人再知道另一个中央部委新闻发言人的名字;而媒体限于管制,有心无力。

  谣言还被视作一种社会抗议,而政治无疑是社会抗议中的核心议题。学者胡泳曾介绍社会心理学家卡普费雷的看法: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谣言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又对当局作为惟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构成了一种反权力,即对权力的某种制衡。胡泳在此基础上提出,谣言常常作为一种社会抗议而出现。在缺乏正常政治参与渠道的前提下,民众借此宣泄情绪、宣示诉求。

  近几年谣言的大幅涌现则与网络有关。网络提供了信息传播的高速通道,也为谣言开了道,网络与谣言的关系在中国尤为紧密。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由于政治参与渠道畅通,人们相应地就较少在网络谈论政治。而在中国,人们将在现实社会憋在肚子中的话都倾倒于网络,对于权力的仇恨扩散于任何有关政治的发言中。

谣言的限度

  什么?谣言还有限度?难道不应斩灭一切谣言吗?

  问题在于,现实问题复杂,远不像白纸和切蛋糕那样简单明了。谣言和言论自由之间的界限并不易划清。

  前文曾以橘子有蛆虫的例子来说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传谣,在此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是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而非传谣。但如果假设更进一步就很难判定:比如你的某位亲人在地震局工作,他得到内部信息说很有可能发生地震,这时你迅速、大面积地传播这一信息,如果事后地震没有发生,你觉得你是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还是在造谣呢?又如果你和朋友们的扩散传播引发社会混乱造成巨大人员财产损失,你的结论会变吗?又如果地震确实发生了呢?

  谣言有时是真相,有时是带有预警性质的猜测,这时,如果我们的“传谣”可能使亲友早于官方消息前带上口罩,避免感染疾病,那我们为什么、凭什么不造谣、不传谣呢?

  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考量,做出不同的选择,但作为一种社会规则,法律必须给出明确一致的答案。

  在美国,只有在某种言论可能引起“迫在眉睫”的“清楚与现存的危险”的情况下,言论自由才可被依法限制。言论自由是规则,限制是例外,即使已被证明是谣言,但若不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也不应受限。

  若洁癖似地想对谣言斩草除根,那也会刨除言论自由的土壤,因为谁都不可能只说正确的话,而不说错话。言论自由,本就包括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有关部门”没有必要过度拔高某些言论,担心他们“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把工夫用在“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提高自身公信力方面才是正道。

谣言往哪儿去

消灭谣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之前已经介绍过,谣言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普遍存在的。

  一些人相信自由的信息市场能够消灭谣言,所谓“真理越辩越明”。然而心理学研究证明,人们在接受信息时,往往自动过滤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些,视线停留在自己之前认同的观点上的时间明显较长。不信,你可以回忆一下:你是否认真看过任何一篇客观、从双方角度介绍钓鱼岛归属的文章?很可能没有,因为你不喜欢有人说钓鱼岛不是中国的。

  还有学者指出,一个虚假信息和一个真实信息在传播中是完全一样的,人若不具备鉴别的动机与能力,“劣言驱逐良言”的情况自然会发生,没有理由相信真相会战胜谣言。

谣言已经产生了,怎么办?

  然而谣言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有害的,它伤害国家、组织或个人的名誉,有时还撕裂社会,激化冲突。虽然谣言的产生和传播都有其客观必然性,但任其发展并不是理智的选择,我们也确实能够限制谣言的过度发展。

  当谣言已经产生时,就不要再掖着藏着,而要大声地辟谣。唯有如此,才可能使信息模糊性减弱,进而使谣言减少。

  辟谣,一靠政府,二靠媒体。

  靠政府,是因为政府由人民供养,为人民服务,且其信息分析、组织协调能力强于一般组织,理应且有能力说明事实真相。

  靠媒体,是因为媒体以真实地报道事件为本职工作,有能力提供部分或全部真相。

赋权于民才能限制谣言

  一些谣言作为社会抗议出现,与其相对,政府应如总理所说:“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政府”,只有社情民意得以通过正常渠道得以上传,以反抗权力为动机或最终目的谣言才可能减少。

  政府还应提高公信力,最起码要做到自己不撒谎,这一要求简直太过基本但在现实中却殊难做到。言论之外,政府需以真诚的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实际行动赢取民心,若频繁失信而失掉民心,则“狼来了”的故事将重演。

  政府还应放开对媒体的限制。若公权力长期垄断媒体,人们将逐渐发现媒体是从不透露实情的宣传机器,转而寻求其他信息渠道,政府终将难以管控且又丧失原本享有权威公正之名的助手。

  归根结底,应赋予公民更为广泛与真实的权利,唯有此,政府行为才可能受到约束,民众才会在行使权利中懂得善用权利,而非肆意滥用网络权力制造谣言。

  在18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不少普通人利用官府大规模清剿“叫魂”妖术的契机来清算宿怨或牟取私利,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对此给出精妙的解释,这个道理在解释今日横行的谣言时依旧奏效——权利匮乏会导致滥用权力:

  “在这个权利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于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做自己的谣言审查官

  由于人的天性和能力所限,在运用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可能不自觉地造谣、传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律保护公民说错话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有意地造谣、传谣。带有险恶目的的谣言固然不被允许,目的善意的谣言同样应被禁止。沈阳“关门风”期间,有网民声称其朋友在沈阳做特色小吃竹升面,因竹竿无林业采伐证被罚35万元引发广泛转发和关注,后被揭露实为谣言后,竟辩解道:“如果我不杜撰,沈阳事件会引起全国人民关注吗?”试想,若人人效仿此举,以所谓“善意”而施谣言,则人人都将处于混沌的信息迷雾之中而不知真假,而这迷雾中也有自己的一份。这道理就像吴恒所说的“易粪而食”。更何况善意的标准因人而异,在某人看来再正当不过的造谣动机,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就如抹黑,只有说真话不会错。

  民众则应提高信息素养。过去,对于口若悬河嘴上没个把门的人,我们会避免与其过深的交往,因为他们不可信。信息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应警惕自己成为这样不可信的人。千千万万的个人都随意地点击转发、群发短信,最终将使虚假信息蔓延,戾气扩散,痛恨谎言的你也终将陷入昨日你所埋下的谎言的坑中。我们在享受海量信息的便利的同时,理应有一点责任感:若有可疑信息,先判断其真伪再决定是否传播,查查门户网站是否有报道,信息传播者的过往发言记录如何,鉴别一条信息的真伪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观点

媒体人老枪 所谓谣言,往往是谎言的孪生姐妹。一个靠谎言维持与治理的社会,谣言会永远等“当量”地产生。谎言当道的社会,最缺乏的是真相。而没有真相的社会,是滋生谣言的最好温床。谣言从来都不是止于辟谣,它只止于真相。
学者胡泳 这意味着,在一个缺乏信息自由的社会里,谣言这种媒介成长得最好。一个政府越是经常掩盖和操纵信息,谣言的力量也就越大。这种不受控制的现象意味着审查制度的无效,它揭开秘密和找到被掩盖的事实,表达被统治者的缄默愿望,给无声者以声音,告诉政府民众和国家之间横亘着一条公信力鸿沟。
学者张千帆 总之,不要以为只要是“谣言”,政府就天经地义有权处置;在一定限度内,即便是“谣言”也有受宪法保护的传播自由。
美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 国家的终极目的,是协助人们自由、全面的发展;在政府内部,民主协商的力量,应超过独裁专断的势力。……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是探索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所谓理性商讨就是一句空话。
时评人刘远举 正如拥有相同的逻辑、方法论和范式,由众多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家共同体”是科学的权威一样,能建立起公信和权威的,不是单一的媒体,更不是权威喉舌,只能是由众多观点各异的媒体组成的“媒体共同体”。环球或许民粹,南方或许普世,但当他们都自由发展的时候,社会就离客观,真实,中庸更进一步。
媒体人章文 古语云,谣言止于智者。但其实不太确切,因为如果没有公开,仅凭个人经验就可判定谣言真伪的“智者”是罕见的。因此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谣言止于公开,唯有公开信息,使得各方说法能够在一个平台上交汇,才会涌现越来越多的“智者”。
学者木然 治理谣言的原则在于约束人性,降低有害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几率,使谣言处在可控的限度之内,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性,不是改造人性,更不是灭绝人性。

调查


结语

  在信息时代,我们人人都应做审查官,我们不审查反映价值偏好的观点,只审查关乎真伪的事实。善用权利,做自己的谣言审查官,别的审查官才没有理由找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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