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产”19年的《白鹿原》终于来了,但娄烨导演的《浮城谜事》却搁浅了,他的影片在获得公映许可证后又被要求“二次审查”。而在刚过不久的暑期档,好莱坞大片的上映日期一拖再拖,只因“国产保护月”这一潜规则。长久以来,国产电影受到特殊的保护与“关照”,与此对应的却是不买账的观众。

管得太具体,电影没希望

1980年,《人民日报》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影帝赵丹发表了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借用32年前的这句话来评价今日我国的电影管理制度还是很合适:管得太具体,电影没希望。

2012年9月14日 第 010 期  专题制作: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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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巧成拙的“保护”

没完没了的“国产电影保护月”

  7、8两个月金贵的暑期档,堪称大片的国外影片只有一部动画片:《冰川时代4》。《超凡蜘蛛侠》和《蝙蝠侠前传3》算是赶上了尾巴,两部大片被安排在8月27日零点同时上映,在北美,他们的上映时间分别是7月3日和7月20日。

  不只暑假,国庆档也难见外国片。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鲜花与掌声的《环形使者》从9月底的档期撤出,《名侦探柯南之第十一名前锋》因“数字拷贝出问题”也从9月底的排片表上消失。从现在的排片表来看,国庆假期又是国产片的天下。

  保护年年有,只是今年特别长。过去几年,《唐山大地震》《建党伟业》等根正苗红的电影都疑似在暑期档受到保护。说疑似,是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好莱坞大片每年暑假都遭遇集体推迟上映,国产电影受到了实打实的保护,但是,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证实“国产电影保护月”的存在。

花样繁多的保护手法——进口片配额、电影基金……

  除了在特定时间禁止国外大片上映,国产电影还受到其他多种形式的保护。

  今年2月,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达成协议,中国将在原来每年引进美国电影配额约20部的基础上增加14部3D或IMAX电影;美国片方的票房分账比例从13%提高到25%。这种对进口片数量的严格限制,目的同“国产保护月”一样,在于减小国外大片对国产电影票房的影响。

  电影基金,全名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按照电影局的规定,所有制片公司及发行院线发行放映的每一部影片,需要上交其票房总收入的5%。该项基金主要用于资助改善农村基层的电影放映,资助奖励儿童电影、主旋律影片的拍摄。2011年,中国全年票房为131亿元,按5%的比例收取,电影基金就能收入6.5亿元。然而,这笔巨额资金花在哪里,主管部门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从未透露。

  电影基金返还是另一项看似美好的制度。同样没有官方确认,但有影院老总表示,上级部门会为某些国产影片制定票房数据,若完成这一任务,就将被返还部分电影基金。

“保护”不得法,不如不保护

  这些保护手法饱受争议。

  “国产电影保护月”看似直接保护了国产电影,但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一方面,好莱坞大片原本能够带动人们走进影院,观影热情被点燃后,同期上映的国产电影票房也会受益,一概禁止国外大片后此种效应不复存在,人们可以干脆两个月都步走进影院;另一方面,好莱坞大片被挤压在黄金档期外集中上映,结果就是同期上映的国产影片倒了霉,现实中,能够抢占黄金档期的国产大片得以避免竞争,本应被鼓励的小制作则因档期不佳反而要接受更为残酷的竞争。这样的国产保护月,可能在短期内营造出纸面上的高票房,但从长期看来,大制作“和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小制作连初露峥嵘的机会都难以获得。

  限制引进片的主要弊端,一是直接损害消费者利益,二是催生了“伪合拍片”。由于合拍片在发行、上映、票房分账等方面享受优于引进片的待遇,一些事实上的国外影片选择与国内企业合作,“贴标”规避政策限制。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管制使得一些国外影片和国内企业不走正道,对电影产业并无帮助,平添交易成本,而受益的,只有权力扩张的电影管理部门。

  电影基金一方面去向不明,且其用途近乎公益性质,从企业身上剥取是否合适尚值得推敲;另一方面,中国电影产业本为新生,发展不易,却要为公益事业“捐钱”,实在勉为其难,导演冯小刚就曾在2011年炮轰电影基金,指出身为中国电影巨头的“华谊兄弟”,上缴的电影基金占其利润的50%,其他电影企业的处境想必更为艰难。

  电影基金返还则加剧了“偷票房”现象。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一些影院允许观众持国外影片票,看国产影片;或是干脆捆绑销售,抑或买一赠一。比如多地发现,观众持《孔子》票去看《阿凡达》;《变形金刚3》与《杨善洲》捆绑销售,前者票价20,后者60。如此保护手法,必然催使影院掩耳盗铃,然而你无法亲手合上观众的眼睛、堵住观众的耳朵,再好看的票房数据,也丝毫无法偏移消费者心中的那杆秤。

保护天经地义,方法值得推敲

保护本国电影产业天经地义

  后发国家保护自己的民族电影产业,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得到公认的惯例。

  一方面,后进国家对幼稚产业的保护与扶持虽饱受争议,但实践者众多;在军事、文化等关键部门对国外设限,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韩国与中国台湾的不同电影政策所导致的迥异结果也为保护电影产业提供了论据,指望自由竞争就能使中国电影迎头赶上只是美好的童话。

  另一方面,电影不同于一般商品,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好莱坞已经证明,电影可以成为文化的有力传播者,而可能的后果是,世界的文化面貌趋同,弱势文化在千百年后无处可寻。针对于此,法国在1993年提出“文化例外”的概念,强调文化不能等同于一般商品,呼吁各国限制文化产品在市场的自由交易,200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国际公约,承认文化的特殊性,各国政府有权制定保护本国文化特性及文化多样性的政策,而不受制于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

保护本国电影产业是世界惯例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主要国家政府普遍采取实际行动保护本国电影产业。

  配额制为各国所普遍运用。各国政府一般为国产影片放映时间设置下限,为引进片数量设置上限。1999年,韩国政府为加入世贸组织,决定开放外国电影配额,导致韩国影人发起大规模的“光头运动”,最终迫使政府让步。在韩国,剃光头是非常严重的事,仅次于自焚。直到2006年,韩国政府才得以将电影配额从年放映146天缩减到73天。

  在欧洲,很多欧盟国家设立了电影院放映非欧洲本土影片的最高比例,在法国,这一比例是40%。

应保护,但要讲方法

  保护本国电影产业当然重要,但当前的保护是一种基于偏见的保护,它保护国产大片,不保护小制作;保护主旋律影片,不保护某些“有问题的”电影;保护近亲电影企业,不保护民企;保护电影,而不保护产业。更要命的是,它的保护手法或粗暴或幼稚,甚至适得其反。这是亟需改变的地方。

  更为关键的是,从他国经验看来,保护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扶持,保护终究是被动的护崽,养狼才是关键。

  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运用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扶植电影产业,而在我国,相关政策的力度弱,受惠面小且偏。这些国家的扶植政策重点在于新人和独立影片。比如英国政府,对小成本制作电影提供20%的税收减免,对预算超过2000万英镑的电影提供16%的税收减免;法国注重对处女作电影的资金扶持,还制定政策鼓励企业涉足电影产业,并设立专门的艺术院线放映质量上乘的艺术片和实验性质的影片;在德国,除对本国电影给予资助外,还对票房较好的新人作品提供特殊自主,对符合条件的机构或个人提供无息贷款;在韩国,在总制作费50%的范围内。电影振兴委员会对独立电影人以两千万韩元为上限进行资金援助。

要分级,不要审查!

审查惹人烦,观众导演都叫苦

  “等待一个回答,能不能不做修改如期上映,行还是不行?这个回答,如此简单,但又如此之难,从中我感到遗憾,失望,从中我也感到理解支持和感动,中国电影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我完全接受我是一个电影审查时代的导演,我只是希望对话,而对话不是对抗,对话没有胜负,对话没有敌人。”

  这是导演娄烨发布的微博,这段平淡的话怕是会在许多电影人心中激起延绵不断的涟漪。娄烨的新电影《浮城谜事》本已通过审查,但公映前41天,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电影处)先以电话口头传达,后以邮件方式发送该片制片人,由制片人通知导演,提出两处修改意见。而在此之前的1997年,娄烨的《苏州河》在国外揽获多个奖项后,在国内被禁止公映;2006年,因未经主管部门同意携《颐和园》参加戛纳电影节,他被禁止拍片五年;2009年,他又私下拍出《春风沉醉的夜晚》在戛纳拿下最佳剧本奖,在国内无缘上映。

  娄烨只是一个缩影。近几年来,电影审查制度频频受到质疑,电影人的激情和才华被压制。

  骂街不行、调情不行,立意消极不行,不能说同性恋,不能议论政府,不能谈官方盖棺定论的历史,不能反映社会阴暗面,总之,我们周遭生活的大半都不能拍进电影中。严苛的审查制度对电影人画地为牢,真实的生活不可做素材,电影人只能排出这样的大片:《画皮》《听风者》《四大名捕》……

  今年上半年,14年前“一刀不剪”的上映《泰坦尼克号》却在今日被动了刀。人们不禁要问,审核标准在哪?为何14年过去了,审核标准却不声不响地变得更严了?观众们不仅要问:我花了钱,凭什么不能看到那两秒钟十几年前就已看过,网上也能看到的裸露镜头?

  中国导演不只有这些困惑,更有撞得头破血流的惨痛经历,有些人被这些经历改变,在这层意义上,电影审查制度必须为乏善可陈的国产电影买单。面对难以把握的审查制度和自我阉割的痛苦,二十年间张艺谋从《活着》到“黄金甲”的转变似乎也有令人同情和可以理解之处。

审查逼出“地下电影”,国内国外两不讨好

  不只压制了电影创作,即使从电影管理部门的初衷评判,电影审查制度也是费力不讨好。电影管理部门想营造美好的中国形象的努力,换来的却是禁片的走红。

  人们总有偷尝禁果的欲望,因此审查为影片贴上的禁片标签反而成为了最具宣传效果的噱头,结果就是:

  在国内,禁片只写在文件上,《霸王别姬》《活着》《鬼子来了》《盲井》等禁片徒有被禁之名而无实。禁止公开上映,换来的只是常驻网民的硬盘,或是街头上几块钱一张的碟片。

  在国外,禁片则被看作挑战体制的成果而被一些人津津乐道。“地下电影”国外得奖,国内被禁,进而出名,几乎称成为了固定模式。禁片进而成为导演所乐于戴上的头衔,一些青年导演甚至将拍摄“地下电影”作为走向国际电影节的主动选择,当这种激励形成,出现在国外影展的“地下电影”就更有可能悖主管部门之所愿,极力展现中国的负面形象。

  捂住人的口和眼,也禁不了人的心。更何况鲜活的生活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你偏要在反映它的影片上划叉叉,又有何用呢?

要分级,不要审查

  分级和审查的差别在于:分级制度是由某一机构评级,观众选择是否看;审查制度是由某一机构决定一部电影是否可以拍摄和放映。

  问题在于,怎样的人会有权力替观众做出选择,判断一部影片的好坏甚至对错呢?要知道,“人民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创作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是艺术工作者的职责,但是谁敢说,《霸王别姬》《活着》《鬼子来了》等禁片不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在于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维护市场秩序,政府的作用在于划出并守住底线,而非胡乱伸手指指点点。就像我要买一台电脑,政府断然没有道理替我选择,但有责任监督各家企业生产质量合格的产品,电影也是同理。

  今天的电影审查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将电影看作公共物品,政府因而具有审查的责任。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电影产业已走向市场,从前的行政手段也早该转为市场的、经济的手段。具体来说,政府应促进电影协会的发展与壮大,与行业协会一道推进电影审查制度向分级制度的转型,分级机构应由电影行业从业人员构成,政府对其进行必要但有限度的监管。仅有这些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鼓励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只有关心未成年人成长的家长、教育者和热心人士得以组织起来发声,才可能对电影分级机构及影院施加压力,进行真正有效的监督,才可能避免电影协会在独掌大权时玩猫腻。

  毕竟一般情况下,一家独大都是不好的。

语录

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邓小平,1979年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演员赵丹,1980年
赵丹说,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党是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具体管,何况太具体?即使是艺术组织,比如剧协,也不能管每一个人的创作。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
——胡乔木,1985年

调查


观点

不要以为电影审查是导演和电影局的矛盾问题,实际是整个行业的共同问题。电影审查是投资最大风险,也限制了投资的可能性,从现在市场都是古装片就很清楚,所有的电影首先都是在规避电影审查风险,然后才考虑观众和市场,这对这个行业信誉的损害也是对观众的不负责任。
——导演娄烨
华语片想要立足,一定从拍接地气的故事开始。毕竟我们面对的是华语市场,既然我们不能跟好莱坞比技术、比财力,就只能比谁的故事能让华语地区的观众更能产生共鸣。
——香港导演彭浩翔
建立分级制度,毋须迷信政府权力,不必向政府呼吁,所需要的只是社会的自觉与必要的行动能力,以及电影行业明智的自治努力。
——学者秋风

结语

  在市场,请尊重经济规律;对文化,请尊重艺术创作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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